5月8日下午，过常宝教授与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博士生在七一路校区B4-141，就中国古代文献、文学与文化研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座谈会上，过常宝教授以《文献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为主题，分享了自己的学术经历与心得。博士期间，他从仪式传统、体制、思维三个层面，探讨了楚辞的生成过程、形式特征和抒情方式。入职后，他继续从职事传承、文化传统和制度因素的角度，探讨先秦话语体系的生成和上古文献文体的形成，从而构建了上古文献研究“职事-话语-文献”的理论模型。利用这一理论模式，他对先秦各种文献形态，诸如彝器铭文、诅盟辞、《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国语》《老子》《论语》《墨子》《庄子》《荀子》《战国策》《山海经》《史记》等，做出了新阐释，揭示了这些文献赖以形成的文化动力、传统，以及文体形态、文化功能等，并重新阐释了历史文化中的诸多现象。
用话语取代文学，将先秦文献文体看作是特定职事或某个权威人群的话语方式，更贴近先秦文化原生场景，文献、文本、概念等方面阐释的空间更大，也更加准确。但他又感于将早期文献的文化背景限定在职事上过窄，且因职事文献的难以考察，增加了文献研究的难度。于是，就从制礼作乐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变革的逻辑着手，将礼乐文化分解为宗教仪礼、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三个层次，梳理了周公通过宗教信仰和礼乐仪式的变革，构建新的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和推行理性教化的过程，继而考察了制礼作乐中的文化制度、文献编纂活动，考证了卜辞、《书》《礼》《易》、铭文等文献体系的生成过程。同时他认为文献的构成与增殖过程，也是知识和观念的生成和增殖过程，并对文化形态产生影响，因此在“职事-话语-文献”的基础上，搭建了“知识、观念—制度—文献”的三维文化模型。
近年来他指导的博士们也在尝试用这一文化模型开展研究，相关成果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文献文化学的研究理论，拓宽了研究范围。与此同时，学界借助于各类出土文献和新颖的理论视角，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命题，使得上古文献、文化研究呈现出更加丰富和细致面貌，体现了理论创新和新材料的重要性。
过教授秉持着对文献的敬畏之心，通过对先秦文献的反复思考与梳理，在“文学”的阐释视角之外，从观念、话语、制度角度，揭示文献的生成机制和文化内涵。这不仅有助于上古文献、文化研究的深化，同时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参与座谈的古代文学专业的教师和博士生深感受益匪浅，并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与谈了古代文献、文学及文献研究的多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