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研究系列访谈”（第一辑）：梁春胜教授
编者按：为了给年轻学者和在读博硕士生提供学习、研究汉语史的经验，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约请从事汉语史研究的十五位学者（出生于1970-1980年前后这一时间段）作了访谈，作为“汉语史研究系列访谈”的第一辑。本次访谈设置了十一个方面的问题，受访者可斟酌回答，不拘详略。在此衷心感谢各位参与访谈的学者对本次访谈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衷心感谢为访谈问题出谋划策的各位年轻朋友！
梁春胜 教授
个人简介
梁春胜，男，1975年生，安徽桐城人，文学博士。现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近代汉字、魏晋南北朝隋唐石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青年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其他国家级、省部级项目6项，《中国语文》《文史》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获得河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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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介绍一下您求学、研究的经历和治学领域。
我出生于安徽农村，父母都是农民，从小跟随父母干农活，深知农民的艰辛和无奈。家境虽然不好，但父母比较开明，支持我读书。我的性格从小就比较内向，虽然也有顽皮的时候，但多数时候更喜欢一个人安静地读书。我家没什么书，但比我大九岁的表哥也喜欢看书，他的家境相对较好，所以买了很多书。我每次去表哥家，基本哪儿都不去，就待在他家看书。舅父、舅妈开了个豆腐作坊，忙的时候就让我去帮忙烧火，我一边烧火，一边看书。舅妈、表哥都很喜欢我，在我回家的时候，他们还允许我拿几本书带回家看。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初中以前看过《上下五千年》《世界五千年》《华夏正气篇》等，《少年文艺》《故事会》更是看得爱不释手。上高中以后，看过《红楼梦》《穷人》《猎人笔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在物质贫乏的时代，这样的阅读虽然杂乱而不求甚解，但还是极大地满足了我的精神需求。我对于文学和写作的爱好，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考大学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本是想报南开大学中文系，但当年南开中文系在安徽不招生，我只好选了个专业相近的图书馆学系。第二志愿以下，我全部填报了中文系。高考揭榜，我的成绩不太好，南开自然是没去成，而是上了第二志愿——兰州大学中文系。兰大是理科强校，但文科就比较一般，并且人才流失严重，我上大学时候的老师，有好几位后来去了其他高校，比如刘俐俐老师去了南开，赵学勇老师去了陕西师大，刘泽民老师去了上海师大。大学四年，可谓过得自由散漫，逃了至少四分之一的课，抽烟、打牌、出游、看电影，漫无目的地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同时开始练笔，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大三的时候，还得过中文系的“菩提文学奖”。但在练笔的过程中，我逐渐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从事文学创作的天赋。所以到大三的时候，我开始打算考研，以备在文学道路走不通的时候，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其时张进老师刚从陕西师大硕士毕业来到兰大，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课程。张老师有很好的理论素养，加上备课认真、充分，所以上课时旁征博引，理论性极强，常常将文学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样的课，对我来说可谓耳目一新，所以立刻吸引了我。到大四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咨询张老师的意见，张老师给我推荐了人大和复旦，说这两所学校的文学批评史实力最强。我选择了人大。这次考研以失败告终，古代文学史和英语的成绩都很糟糕，文学批评史尚可，意外的是古代汉语成绩最好。翻看我的大学成绩单，多数课程都成绩平平，唯独古代汉语两次考试，我也没怎么费力，成绩居然都是全班前列。这似乎冥冥之中已经为我后来转向古汉语的学习和研究做出了暗示。但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考研未成，只好去工作。经过很多波折，最后去了吉林市江城日报社。报社门前就是松花江，看着奔腾不息的江水，我想天无绝人之路，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大学期间，我们宿舍所有人都喜欢看《南方周末》和《体坛周报》，每周末派人去买，买回来全宿舍传着看。尤其《南方周末》的深度调查报道，几乎每一篇都是新闻作品的典范，让我对记者职业充满憧憬和崇敬。后来读到前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先生的名言，说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更是让我对记者的责任担当有了清晰的认识。但实际的记者职业，与我的理想相差很远。此后一年多的记者生涯，对我来说是非常失败的。我被分到工商部，主任黄江滨、副主任宋晓玲两位老师对我非常照顾，耐心地帮我修改新闻稿，以致最后的定稿，与初稿相比已经面目全非。新闻写作对语言的锤炼，使我以往写作中枝节散漫的毛病，从此有了很大改观，这是彷徨苦闷的记者生涯给我的一种意外的“补偿”。但我终究不是当记者的料，到1999年岁末，我瞒着父母，和同部门的同事马艳玲一起办了辞职手续，到吉林大学去准备再次考研。
我在报社的同事，有很多是吉林大学的毕业生。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在吉林大学前卫路校区附近租房安置下来，然后整整一年时间，都在前卫路校区的食堂或者教室看书。吉林大学学风优良，食堂和教室每天都坐满了自习的人，其中不乏像我这样的“蹭地方”的人。学校管理层对我们这些外来者很宽容，几乎没给我们设置任何障碍，使得我们可以像本校学生一样方便地吃饭、自习、洗澡。在这里，通过同事马艳玲、荣海涛、彭车建等的介绍，我结识了孙平、史海波、关志国、何志鹏、沈刚、管书合等老师，他们当时硕士毕业留校，正在读博或者准备读博。他们与我素不相识，仅仅因为朋友介绍，就对我关爱有加，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所以对于吉林大学，对于吉林大学的朋友，我一直怀有深切的感念。
再次考研考哪儿？考什么专业？这些问题也曾经让我举棋不定，想过考吉大，也想过考北大。有一次和我的大学同学陈长华联系，其时他已考入复旦古籍所，所以极力鼓动我也考过去，他会帮我了解考研信息。因此，我最终决定报考复旦古籍所古典文献专业。这一次考研终于成功，复旦古籍所在我背水一战的情况下接纳了我，使我终于可以回家去见父母。复旦古籍所由章培恒先生创建，以明代文学研究见长，我的硕士导师郑利华先生，也是明代文学研究专家。在我就读的前后一段时间，古籍所很多硕士和博士论文是做明人年谱，所以导师希望我也做明人年谱。如果不出意外，我本来肯定会按照导师的指导去做。但在读研期间，我很幸运地遇到了吴金华老师。吴老师是中古汉语研究的名家，尤以《三国志》的整理与研究蜚声海内外。吴老师的授课也很有特色，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复杂的问题经过他的条分缕析，立刻变得简单明了，从而使我这样资质愚钝的学生，也感受到了研究的魅力和冲动。这样，我的学习兴趣很快转到中古汉语方向。吴老师非常善于鼓励学生，比如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他提倡做专书研究，有一句名言“三年小专家，五年大专家”，鼓励学生把专书研究做深做透，就能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这句话让我深受鼓舞。到硕士论文选题时，我去请教吴老师，最后确定做曹植集异文研究。郑老师很宽容，同意了我的选题。到考博时，我本想报考吴老师的博士，但其时其他同学也要报考，为了避免“自相残杀”，所以我转而报考浙大张涌泉老师。
我决定报考张老师，是因为吴老师在课堂上多次引述张老师的研究成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课后找张老师的《旧学新知》《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汉语俗字丛考》来看，立刻被张老师的创造性研究和极度的勤奋所震撼，从此坚定了我走汉字研究道路的决心。在读张老师的论文集《旧学新知》中的《论〈四声篇海〉》一文时，就去图书馆找《四声篇海》来看，找到的是《续修四库全书》本，收在第229册。在翻看过程中，注意到在同一册《四声篇海》之前，还有一部金代的字书《新修玉篇》。经过粗略对比，发现二书内容有很多是一致的，《新修玉篇》卷首保存的无名氏序，对于了解金代字书史有重要价值。于是花了一个暑假时间，将二书做了一番对比，写成了此生第一篇研究论文《从〈类玉篇海〉到〈四声篇海〉》，作为中国语言学史的课程作业，交给了苏杰老师。苏老师看后，建议我加上副标题“我国字典编纂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我又将论文交给郑利华老师看，郑老师帮我修改了几处文字。至此，我觉得论文已经比较成熟了，就给张涌泉老师写邮件，提出报考博士的请求，并附上小文作为自己研究能力的证明材料。张老师很快给我回邮件，欢迎我报考。随后我将小文投给了《中国典籍与文化》，因为小文指出了张老师《论〈四声篇海〉》一文因未见《新修玉篇》而导致的一处小错误，所以编辑部请张老师审稿，张老师慨允放行。至此，我确信我想报考的导师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因为他作为已经成名的学者，对于一个“菜鸟”指出自己文章中的问题，不仅不打压，还给予鼓励与呵护，这不正是“学术乃天下公器”精神的体现吗？
但我的考博和考研一样，也很不顺利。这一次考浙大，因为英语听力差2分，所以没有被录取。张老师向研究生院争取，也没能成功。在我得知消息的时候，已是4月底，同学或者读博，或者参加工作，基本都已确定去向，只有我还要慌慌张张地去找工作。幸好老家的安庆师范学院正在招聘教师，我就去应聘，并很幸运地被录用。在安师院的两年，我一方面承担古典文献学课程的讲授和古籍所图书资料的整理，另一方面继续准备考博。2005年，裘锡圭先生研究团队由北大转至复旦，成立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我因在学习中深感自己古汉字知识欠缺，而汉字研究应当贯通古今，于是萌生了报考裘先生的想法。这年秋天，我为考博去复旦拜见裘先生。裘先生告诉我，我的古文字学习起步太晚，基础太差，写博士论文恐怕有很大困难，所以劝我继续报考张老师。裘先生的话让我很沮丧，但我还是不死心，这年底同时报考了复旦和浙大。复旦的考试比浙大早一个月，所以复旦的成绩出来后，浙大那边还没开考。我的各科成绩勉强过线，本来不会被录取，但其时张涌泉老师出任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裘先生与张老师商量后，我就被转到张老师门下，意外地被录取了。但这些情况都是张老师后来告诉我的，当时我并不知道实情，所以还给张老师写邮件，因为不能去浙大考试而致歉。张老师给我的回复是“祝贺”两个字。
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是古汉字研究的重镇。张老师要求我入宝山不可空手而归，在继续近代汉字学习与研究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学习古汉字知识，将古汉字的理论与方法引入近代汉字的研究。但我生性愚钝，虽然努力过，但终究还是辜负了老师的期望。到毕业论文选题时，张老师希望我继续做《新修玉篇》的研究，因为这是新发现的材料，价值很高，我在这方面也已经有一定的积累。但其时我的研究兴趣已经转向汉字的字形演变，认为这是更大、更重要的研究题目。张老师起初担心我驾驭不了这样大的题目，但在我的坚持下，很快转而支持我，认为这是一个有很大延展性的选题，建议我先缩小研究范围，以楷书部件的演变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博士毕业以后还可以接着去做。张老师的宽容和鼓励，给了我很大信心。但最后的博士论文，因为学养不足和时间紧张，写得很草率，并没有达到我自己的期待和张老师的要求。幸好张老师以及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诸位老师把关，使我避免了很多严重错误，最后侥幸通过了论文盲审和答辩。
博士毕业找工作，又遭遇了很多波折，经历了一些单位的变卦，同时也辜负了很多前辈师长的关爱（此点至今仍心存愧疚），最后终至绝境，待业半年而无处可去。就在我最沮丧的时候，上苍又一次眷顾了我，这次向我伸来援手的是杨宝忠老师。杨老师此前与我素不相识，只因为评阅过我的博士论文，对我有所了解。在偶然得知我处于待业状态后，杨老师立即让他的学生杨清臣与我联系，问我是否愿意到河北大学工作。杨老师的《疑难字考释与研究》，是我做博士论文时的重要参考书，当时就以为是与张老师的《汉语俗字丛考》并肩的两部疑难字考释的典范之作。在绝境之中能够得到杨老师的垂顾，对我来说当然是意外之喜，所以立即回复同意。到河北大学以后，杨老师对我的提携可谓不遗余力，我的点滴进步，都离不开杨老师的关怀。我生性愚钝而散漫，做事效率低下。为了推动我进步，2011年下半年，杨老师吸纳我进入河北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此时我对很多研究题目都感兴趣，常常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有重点。杨老师告诫我做研究就如同占山为王，要有自己的根据地，做一块，就要把这一块做透，不可漫天撒网，分散精力。我于是决定将研究重点放到六朝石刻上来，因为这一块前人虽已做过很多研究，但仍然有大量的问题有待解决。到2014年6月，我以《魏晋南北朝石刻语言文献研究》书稿作为出站报告，顺利答辩并出站，从而完成了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份作业。
回顾我的求学和研究经历，我很庆幸我遇到了众多师友的关爱和提携，每逢劫难，总能机缘巧合，得师友垂救，从而一路走到今天。就天赋而言，我的资质可谓下等，记忆力差，理解力差，反应迟钝，不善表达，几乎不具备从事研究的能力。但西方人说：“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我很庆幸自己身上一直有一种自由探索的冲劲和追求生命价值的韧性，前者让我追随兴趣探索新知，永不能停歇，后者让我跌倒了能爬起来，绝不服输。我所读过的文学作品，虽然大都已经遗忘，但文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即寻找生命依托、精神家园，却深深地影响了我。我也一直在给自己寻找生命依托、精神家园，到目前为止，不敢说已经找到，但至少我所从事的学习和研究，可以让我在纷扰的世界中心情平静。也许，这里就是我的安身托命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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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从事什么研究？将来有何科研规划？
我目前主要从事近代汉字和石刻文献的研究。
近代汉字研究，是我从接触到张涌泉老师的论著后就确定的方向。第一次考博失败后，我到安庆师院工作，开始规划以后的研究道路。其时已看过张老师的一系列论著，对汉字字形的发展演变有所了解，发现汉字的演变并非杂乱无章、任意发展，而是有很强的规律，这种规律突出地表现在部件演变的规律性上。张老师的《敦煌俗字研究》下编“敦煌俗字汇考”部分，利用各种材料，对收集到的每一个敦煌俗字的来龙去脉做了精细的辨析。受此启发，我想应该从部件的角度编写文字编，广泛搜集各个时期各类不同的文字资料，将同一部件的所有变体按时代先后列于该正体部件下，每一变体再按时代先后列出例字，从而编成《楷书异体俗体部件例字表》。这样编写的文字编，对于研究汉字的发展演变，对于疑难俗字考释，都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一想法确定后，我此后的所有工作，主要都是围绕这个文字编展开的，每看到有价值的字形，就编排到文字编相应的位置之下。到写博士论文时，文字编所收集的材料已经比较可观，因而得以利用这些材料完成了博士论文。博士毕业后，仍然采取蚂蚁搬大象的做法，一点一点地往文字编中添加材料，目前已积累字形15万以上，字数近200万。但仍然有海量的字形材料还没有来得及去搜集，今后的工作仍然十分繁重。我知道中国古代文献资料浩如烟海，个人穷一生之力，也只能看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我想在有生之年，这个文字编能将唐代以前出土文献和古代重要字书中的字形材料收集得比较齐备，我在这件事上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在搜集字形的过程中，石刻文献是我的重要材料来源。原本打算用十年左右时间，将唐代以前的石刻字形采集完毕。没想到一脚踏入就深陷其中，现在十年已过，我只将六朝石刻字形基本采集完，而数量要多得多的唐代石刻，我还只开了个头。而且在研读石刻材料的过程中，我发现要真正读懂这些文献，远远不只是文字释读的问题，其中还涉及词语考释、典故溯源、世系考证、史事梳理、伪刻辨伪、职官与地理查证等一系列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又必须随时学习相关知识，千方百计地搜集相关资料，一点一点地去啃。所以，我想应该给这些石刻材料做出详细的注释，重点解决上述问题，撰成《六朝石刻校注》《唐代墓志选注》，从而为这一时期的石刻研究做一个总结。目前我的研究重点仍然在六朝石刻。我研读石刻文献的速度很慢，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墓志作校注，常常需要耗费三五天，甚至一周以上的时间。以世系考证为例，墓志中涉及的志主家世和婚宦情况，常常可以与传世文献中的材料互读，但这些材料往往分布极为零散，在史传、世系表、姓氏书、古书注、诗文等材料中都有可能保留，这就需要将出土和传世材料结合起来，搜集这些零散的信息，尽可能拼出比较完整的志主的家世和婚宦情况。这样搜集起来的材料，不仅对于解读墓志十分有用，而且对于了解中古世家大族的世系传承和仕宦婚姻，也具有重要的价值。由此，我便想到要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一部《汉至唐代世系表》，通过遍览宋代以前所有相关文献资料，将广泛钩稽与精密考证结合起来，力图全景展现汉唐时代世家大族的世系传承和仕宦婚姻。目前这项工作已积累材料50余万字，但离完成还遥遥无期，也可能此生都无法完成。
编写《楷书异体俗体部件例字表》《汉至唐代世系表》，撰写《六朝石刻校注》《唐代墓志选注》，就是我目前的主要工作，也是我今后很长一个时间段的工作。如果这些工作都能高质量完成，那么我此生在学术方面也就没多少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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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求学和研究过程中，对您成长影响较大的著作和学者有哪些（哪几位）？
我很庆幸在求学过程中能遇到很多名师，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吴金华、张涌泉、陈剑、杨宝忠四位老师。佛教说众生未得佛法教化前，犹如未孵化之禽鸟居于壳中，暗昧不明，不得自由，须以佛法破除之，方能超脱无明，出离三界。教导我的诸位恩师就似如来，以文明与智慧之光，引导我一点点地走出蒙昧，走向自由。当然，因为自身天性愚钝，诸师的高明之处我只可仰望，而遥不可及。也因为自身愚钝，导致很多老师的点化对我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害得老师们枉费了心血，这是我深感愧疚的。所以，这里我只能就自己的体悟，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吴金华老师是引导我步入学术研究的领路人。在遇到吴老师之前，我虽然对古汉语和古文献有兴趣，但对于这方面如何开展研究是一窍不通的。大学时的古代汉语课程，只是告诉我们如何记诵，却并没有教给我们如何去开展研究。传说中的“冷门”“绝学”一类标签，也让我对此敬而远之。因为懵懂无知，所以很容易产生畏惧和神密感，以为这方面的研究高深莫测，非我这样的愚人所能胜任。没想到到了吴老师的课堂，吴老师以他一向睿智简明的语言，犹如挥舞利剑的大侠，将我心中蒙尘狼藉的蛛网一扫而空。这于我犹如醍醐灌顶，犹如石破天开，破除了以往的迷信，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学术的魅力，第一次感觉到研究的冲动。从此，我逐渐悟出：学术与文学是殊途同归的，学术研究同样是要开啓智慧，同样是要破除各种迷信，同样是要求真求善，同样是要拥抱文明，同样是要奔向自由，同样是要守护个体的价值和尊严。我在文学方面的遗憾，未尝不可以学术来弥补。吴老师授课的具体内容，现在大都已经遗忘，但吴老师对我的学术启蒙，却对我影响至为深远，此生难忘。吴老师的论著《三国志校诂》《三国志丛考》《世说新语考释》《古文献研究丛稿》《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续集》等，将文献研究与语言研究相结合，析疑解难，创新见解触目皆是，而且行文简洁老到，时而还生动有趣，读来如行山阴道中，美不胜收，可谓中古汉语研究的典范。吴老师的治学方法，我可以学习；但吴老师的文笔，我却永远学不来。因为这睿智的行文之后，是一颗有趣的灵魂。到今年6月，吴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7年了。我虽然没能成为吴老师的入室弟子，但作为曾经亲炙的不肖弟子，我想对老师说：您的教导我谨记在心，愿天堂中的您继续执教杏坛，教化更多如我一样蒙昧的学生。
张涌泉老师是我在汉字研究方面的领路人。吴老师给我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授课；而张老师给我的影响，则主要是通过我研读老师的论著，以及老师帮我修改论文。在读博以前，我已将张老师的主要论著大致看完。在我读博以后，张老师虽然出任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但其时仍在杭州，只是偶尔到上海处理一些事务。因为在复旦只有我一个学生，所以张老师在复旦没有开过课。我听过的张老师的课程，只有“近代汉字字形演变研究”一门，是在浙大开的，我从上海到杭州去听，总共只去过三四次。这门课程，对我后来确定博士论文选题起了重要作用。但张老师上课，不像吴老师那样生动有趣。如果将两位老师做个对比，那么二师共同的特点都是朴实而富有创见，但吴老师的朴实透着灵动，而张老师的朴实则更显得厚重。我读张老师的论著，常常为老师敏鋭的洞察力和深厚的积累所折服。我想，在和张老师同时代的学人中，他应该是少有的兼具聪敏的头脑、惊人的勤奋和朴素的学风的学者。我写学术论文，就是从模仿张老师的文章开始的。张老师为文，善于谋篇布局，总是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将研究论题剥茧抽丝、有条不紊地展现开来。而这正是我的弱项，所以每逢思路滞塞，打不开局面时，我都会去翻翻张老师的论著，从中寻找灵感，常常会有启发。在研读论著之外，张老师给我影响的另一途径是修改论文。读博期间，我很少见到张老师，平时也很少联系，但若有写得较为满意的论文，我就会发给张老师，请老师指教。张老师第一次给我改论文，是在我读博后不久。十月的一天，张老师来复旦处理公务，事毕后，让我去他在上海的临时寓所。在客厅里，张老师打开电脑里我交给他的那篇论文，一字一句地给我修改。有问题的地方标为红色，老师修改的文字标为蓝色，尚需斟酌的地方标为黄色。一篇论文，大概花了两三个小时才改完，最后的文档花花绿绿，让我既感动又惭愧。我暗暗发誓：以后的论文，绝不允许再被改成这样！所以后来我给张老师交论文，都要事先看好几遍，自认为没问题了，才敢发给老师。果然，老师返回的修改稿，修改的地方逐渐减少。由此我悟出：帮学生修改论文，是导师指导学生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当然，学生也要能举一反三，从被修改的地方找出不足，以后避免类似的错误。如果导师给学生修改论文，一次又一次地如深陷泥沼，而且很多时候还是同样的一片泥沼，我想再好的老师也会失去耐心。
陈剑老师在我读博期间开了两门课：古文字形体源流研究、殷周金文选读。这两门课，都需要学生有比较好的古文字基础才能跟得上。我的基础很差，所以听课就比较吃力，不少地方没听懂，也只好由它去了。陈老师的课，慕名去听的人很多，但选修的人却不多。因为陈老师禀承了裘先生的风格，对课程作业严格要求，大家怕挂科，所以多不敢选。我是选课学生中滥竽充数的一个，虽有听不懂的苦恼，但同时也感受到巨大的冲击。每次上课前，陈老师都会将这次课程涉及的材料印发给大家。比如古文字形体源流研究这门课，陈老师就以季旭昇先生的《说文新证》材料为主干，同时几乎将所有相关重要的材料一网打尽，全部复印出来，在课前发给大家。上课时，陈老师常常会围绕某一古文字字形，牵连出一系列相关字形，一一称引各家重要说法，评其优劣，择善而从，最后给出自己的见解，并从各个方面加以严格的论证。陈老师对古文字资料的精通，对先秦秦汉古书的熟稔，对研究现状的了如指掌，对疑难问题的辨析入微，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我的神经，直达灵魂。其时我正在读陈老师的《甲骨金文考释论集》，发现陈老师上课犹如写文章，旁征博引，气势恢宏，一点一点地引导你拨开迷雾，待到谜底揭晓时，让你犹如五雷轰顶，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同时又让你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的体验，比看《福尔摩斯探案集》还要引人入胜。我常常慨叹：人类最高的智慧，也不过如此！同时也黯然神伤：与陈老师相比，我所做的所谓“研究”，不过是小儿科而已！我想，这就是庸才和天才的差距。陈老师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学者，这一点也很像裘先生。可见唯有真正自由纯净的心灵，才有可能触及人类智慧顶峰的皇冠。我很庆幸遇到了陈老师，让我知道第一流的智慧和第一流的学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从而鞭策自己，永不敢懈怠。
我与杨宝忠老师结缘始于我的博士论文，杨老师是我的博士论文评审专家之一。在杨老师返回的评审材料中，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评阅书，寄回复旦研究生院，杨老师在评阅书中对我的论文给了很高评价；另一部分是具体的修改意见，直接寄给了我，将我论文中的错误一一列出，并给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好评写在寄给官方的评阅书里，修改意见写在寄给私人的信件里，既体现了杨老师的宅心仁厚，又体现了杨老师的一丝不苟。这就是杨老师最初给我的印象。在我后来找工作陷入绝境后，又是杨老师救拔我于苦海，使我得以来到河北大学。在河北大学的这十年，我得到了杨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凝聚了老师的心血。杨老师在文字学、训诂学、文献学等方面都有深厚的积累，尤以疑难字考释饮誉学林。其《疑难字考释与研究》《疑难字续考》《疑难字三考》系列论著，加上正在撰写中的《疑难字四考》，考释历代字书贮存疑难字4000个以上，是几十年如一日在同一片研究领地深耕细作的典范，从中可以看出老师的研究手段日益丰富，所使用的材料范围日益扩展，对汉字演变规律的探讨也日益深入。我个人认为，眼光敏锐，思维缜密，心细如发，是杨老师学术研究的最大特色。杨老师的特长我没法学，但老师“占山为王”式的研究，则给我很大启发。我在博士毕业以后将精力主要投向六朝石刻研究，就是直接受到杨老师的启示。另外，杨老师在学科建设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河北大学作为高等教育落后省份的地方高校，学科建设极为艰难。但这十多年来，在杨老师的引领下，中文一级学科和汉语言文字学二级学科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汉语言文字学二级学科每一位老师的成长和进步，无不得到杨老师的关心和提携，大家也都以杨老师作为榜样，同事之间关系融洽，研究氛围浓厚。因此，我在这里要向年轻的博士们做一个广告：如果您潜心学术，如果您想攀登学术的顶峰，那么您可以考虑加入河北大学，因为这里有杨宝忠老师，他会是您的伯乐，他会给您创造最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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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现并确定一个体量合适、有持续性的题目作为中长期研究对象，博士论文以外又如何拓展研究领域？
研究题目的选定，应当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首先，要满足自己的兴趣。可以做的研究题目千千万万，但真正合乎自己兴趣的则要少得多。这就要求我们要多方探索，要反复试错，好比谈恋爱，最后总会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不要担心试错过程浪费时间，胡适先生说“功不唐捐”，只要你用心去做，所有的探索最后都会给你回报。如果我们不去探索，等着老师给题目，那实在不是好的选择。
其次，选题要具有前沿意识。要熟悉学界相关研究的进展，选题应处于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不可低水平重复。目前在文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基本都有了相当深厚的研究积累，未经开垦的学术园地已经很少。今人的研究要想超越前人，就需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综合，二是提高。综合，就是要全面总结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提高，就是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取得我们的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做好综合的工作，不仅有助于我们避免重复研究，而且在综合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受到前人研究方法、经验和成果的激发，不断发现与解决各种旧的和新的问题，从而也为我们的提高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选题要具有延展性。题目要具有一定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不仅毕业论文有东西可写，而且毕业以后还可以从事后续的研究。古人说“拔茅以彙”，今人说“顺藤摸瓜”，毕业论文作为我们学术生涯的起点，最好能由此出发，递相牵引出一系列相关的研究，从而使我们的研究环环相扣，递相为用，左右逢源。如此，则我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就可以不断得到拓展。
第四，选题要具有可操作性。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选题，可以适当超出以利于激发探索的潜能，但不能超出太多。如果将我们的能力设为N，那么毕业论文选题的难度最好是N＋1，不要超过N＋2，当然也不应该是N－1。在选题阶段，尤其要注意精读相关的典范性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参照它们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研究材料、框架结构、写作技巧等，尽可能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来。学术研究的方法和途径，需要我们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前进，从而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风格。切忌在入门阶段“不会走，就想跑”，空无依傍，任意而为，这样只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身入歧途而不自知。
总之，在汉语言文字学领域，尤其是近代汉字方向，还有海量的文献资料和大量的题目尚未得到彻底研究，所以选题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我们用心去探索，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题目。如果我们的博士论文选了一个好的题目，那么我们在做完论文后，也必然会知道我们论文的不足在哪儿，还可以往哪些方向努力，这就是我们拓展研究领域的最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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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汉语史研究而言，材料和理论都很重要，但硕博士研究生在有限的学习期限内对熟悉材料和掌握理论常常觉得顾此失彼，您对此有何建议？
关于材料和理论问题，汪维辉老师有一篇文章，题目叫《语文学的功底，语言学的眼光》（《文献语言学》第1辑，2015年），“语文学的功底”大致对应材料，“语言学的眼光”大致对应理论，汪老师说得很好，这两方面都很重要，要尽可能兼顾。
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因为我本身就是失败的代表。我本科阶段荒废了学业，硕士阶段上的主要是文献学课程，博士阶段上的主要是文字学课程，二者虽也涉及理论问题，但更多的是强调材料的积累，强调对古书的理解能力。语言学理论方面的课程，我上得很少，几乎没经过什么像样的训练。所以我现在非常后悔，当初有机会学习语言学理论的时候，我轻易地放弃了，导致现在的研究视野比较狭窄，就好像十八般兵器，只会一两种，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认为，年轻人在求知欲旺盛、可塑性很强的时候，应该在做好材料积累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去学习理论，理论的视野要更重要一些。材料积累是一辈子的事情，早期稍有欠缺，后来还可以补救；而理论学习，则越晚越不利，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论学习会越来越困难。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作为一个失败的例子，倒是可以提供给大家作为反面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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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初涉汉语史学习和研究的硕博士研究生来说，您觉得哪些学术训练是必要的？在学术训练的过程中，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硕博士生必要的学术训练，我认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要培养自己的专长。上文强调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当然，也有人天生对理论问题不感兴趣，这时候也不必气馁，可以在掌握必要的语言学理论的前提下，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同样可以取得优秀的成绩。这就好比十八般兵器，你只会一两种，但如果你将这一两种兵器运用到极致，同样可以成为武林高手。这比十八般兵器，样样都会一点，但无一精通，显然要好得多。所以技不在多，而在于精，我们得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其次，要掌握搜集和整理材料的方法。前文强调了理论的重要，但如果空谈理论，而没有坚实的材料作为支撑，那这理论就是空头理论，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用来形容这种理论最贴切不过。所以我们还必须重视材料的积累。如何搜集材料、整理材料，这与研究题目关系很大，题目不同，搜集和整理材料的方法也不同，因而需要我们自己去探索。这里不揣浅陋，提出我自己的做法，供大家批评。我目前主要从事近代汉字和六朝石刻方面的研究，所以我的材料积累大致分为五种：1.对于文字的考释，将考释结论、研究者、书名或篇名、页码等信息记录下来，按部首编排汇集到一起。2.对于词语的考释，则将相关信息记录下来后，按音序编排。3.对于有价值的异体俗体字形材料，则编入《楷书异体俗体部件例字表》。4.对于汉唐世家大族相关信息，则记入《汉至唐代世系表》。5.对于石刻研究相关材料，则记入相应的石刻录文之下。这样的材料积累，虽然看起来很耗时间，但实际上事半功倍，不仅自己受益终生，而且将来汇总出版，也会给他人的研究提供方便。
第三，要培养深入研究的能力。学术研究，说到底还是要靠有新意的研究结论立足。近几年给一些刊物审稿，接到的多是青年学者、尤其是硕博士生的论文，总数不下二十几篇，但建议发表的却没有几篇。这些被毙的稿子，多数都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但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研究结论要么不能成立，要么无甚新意，反映出作者欠缺深入研究的能力。所以青年学者在入门阶段，一定要立下“扎硬寨，打死战”的决心，沉下心去，扎扎实实地做好材料工作，硬碰硬地去解决疑难问题。如果是做某一种材料，建议先校录全文，做出电子版，然后在此基础上，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给这批材料作精校精注，真正吃透这批材料。我相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你一定会有自己的发现，会解决一批疑难问题。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有材料，有新见，发表自然不成问题。如果我们总是蜻蜓点水式地读书，总是怀着挖宝的心态去做研究，那么可以肯定，即使真正的宝贝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也可能会视而不见。
第四，要培养正确的学术观念。现代社会，青年人压力大，而学术研究又是很不轻松的工作，所以硕博士生难免会出现心理问题。心理问题解决不好，轻则影响学习和研究，重则导致满盘皆输。在这方面，我也没什么好的建议。我只想说，心理出现问题，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观念出了问题。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就应该是意志坚强、淡泊名利的，在他的眼中，学术就是生命。学术研究，是为了探求新知，是为了实现生命的价值，不是为了与他人争强斗胜，更不是拿来换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那就说明我们不适合成为一名学者，应该趁早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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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硕博士研究生如果以学术研究为志业，必然面临发表论文的问题，在论文选题、撰写、投稿及提高命中率方面，可否介绍一下经验？
这些问题，上文已有所涉及。这里想补充三点：
首先，要重视学术规范。学术写作不同于文学创作，有一套完整的规范，我们应该尽快熟悉并严格遵守这个规范。比如师友、编辑部或审稿专家给我们指出问题、提供材料或者意见，我们都应该在文章的合适部分明确提出并加以致谢。在这方面，我是有深刻教训的。我的第一篇研究论文，苏杰老师建议我加了副标题，郑利华老师帮我改正了几处文字，但论文发表时却由于我的疏忽，未在文中加以致谢。此事现在想来还非常愧疚，愧对两位老师付出的心血。所以硕博士生在入门阶段，就要高度重视学术规范，养成良好的习惯。
其次，投稿不必追求所谓刊物级别。现在有不少核心期刊，或明或暗地已经不发表硕博士生撰写的论文，所以你给他们投稿，即使稿件质量很高，也很难发表。当然，也还有一些好的刊物，仍以文章质量为准，不在意作者身份。不过这后一种刊物，恐怕比前一种要少一些。所以硕博士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的确越来越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有好的文章在核心期刊发不出来，也不要气馁，可以投给在学界信誉良好的专业刊物，在这些刊物发表，同样可以得到学界的认可。当然，现在有不少高校要求博士生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才可申请博士学位。这种规定本身虽很不合理，但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还只能服从。所以这些高校的博士生，就要在读博后尽早确定毕业论文选题，尽早进入研究状态，从而给论文发表留出时间。如果我们真正写出了好的论文，相信总会有核心期刊愿意发表。
第三，要培养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正确看待退稿，从中寻找自身差距，不断提高自身水平。投稿被拒，可以说是每一个学者必有的经历，包括那些著名的学者。如果我们的论文屡屡被毙，那只能说明它还有问题，我们要找到问题症结所在，努力提高自身水平。在这时候，切忌自视甚高，把责任全都推给编辑和审稿人。这样的心态，是很不成熟的，也无助于我们提高自身水平。我自己也遭遇过很多次退稿，当时也曾沮丧，但事后看来，更多的是庆幸和感激。因为这些被退稿的文章，大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当时让这些文章发表出来，现在更多的恐怕是后悔。所以期刊的退稿，多数时候都是正确的。即使少数确实很不错的文章被退稿，也要能理解，因为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存在的。当然，我们也呼吁核心期刊能善待青年学者，给他们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即使退稿，也希望期刊编辑部和审稿人给出具体的退稿理由，从而帮助青年学者找到差距，提高水平。那些只给一个冷冰冰的退稿邮件，而不给任何退稿理由，甚至连退稿答复也没有的期刊，我认为它们很不尊重作者，是在自降品格，大家应该少给它，甚至不给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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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您进入汉语史专业的初衷是什么？一路走来，您对汉语史专业的认识有没有什么变化？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得先把“汉语史专业”置换成“汉字研究”。我投入汉字研究，主要是受到吴金华和张涌泉两位老师的影响。投入的初衷，主要是两点：一是寻找乐趣。解疑析难的过程，犹如破案，从茫无头绪，到寻找蛛丝马迹，提出和排除各种可能，搜集各种证据，再到揭开谜底，可谓跌宕起伏，真相大白那一刻，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喜悦。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得乐如此，欣何如哉！二是安身立命。人活着，总得解决怎么活的问题。我试过其他的活法，受不了。而学术研究，即使愚钝如我，好像也干得了，虽不如大师名家能决大疑、断大案，而只能解决点小问题，但好歹也算是问题，就如参天大树脚下的小草，也有属于自己的一小片天地。这样活着，很不错。
我对学术研究的认识，总体来说变化不大，但也有一些深化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应淡化专业观念。现有的专业划分，自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未必合理。学术研究，往往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对相关各方面的知识都要有所了解。李学勤先生的治学名言“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些的一切”，即学什么东西就要对这个领域已有的一切都懂；“一切的一些”，即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也都应懂一些（参刘国忠《李学勤：“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光明日报》2017年4月19日第16版）。这虽然是极高的要求，很难达到，但至少应该成为我们“取法乎上”的目标。
其次，应对自己的学术人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划。学术研究需要有长远的规划，并需要我们勤奋不懈、持之以恒。在学术研究的入门阶段，最好就要对自己的学术人生有一个较长远的规划，这个规划可以细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近期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毕业论文展开，可以设为5年以内。中期的研究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材料范围，做更深入的研究，可以设为15年以内。长远的研究是在中期规划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在相关研究的多个方面都取得精深的研究成果，可以设为40年以内。每个阶段的研究计划都尽可能相互衔接，从而由浅入深，力求成为某一专业领域第一流的专家。在这方面，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有很好的建议，大家可以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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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求学和科研道路，您是不是也走过一些弯路？从中有无什么经验教训？是否可以结合具体经历分享一下。
我的求学，走了太多的弯路。本科阶段荒废学业，记者生涯彷徨苦闷，导致我博士毕业，比正常情况至少晚了5年。以前我常戏称，自己经历了半个“文革”，并且这半个“文革”完全是我自己造成的。我曾为此很痛惜，不能原谅自己。但现在我已经释然，因为除了少数觉悟早的人，大多数人在求学阶段并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能够干什么，所以只能不断地碰壁，不断地探索，因此而走的弯路，是必要的人生代价。并且即使是这些“弯路”，也未尝不可以教给我们很多东西。本科阶段“文青”式的生活，让我自由地去感受美好，未尝不是对自小以来所受应试教育的一种反动。记者生涯的彷徨苦闷，让我知道找到一份适合自己干的职业是多么重要。这些“弯路”，让我的人生更富于色彩，也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人不是也不应成为机器，学者尤其不应该成为学术机器。生活是第一位的，学术是第二位的。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地“活过”，那么即使我们在学术上取得了成绩，很大的成绩，这样的人生，是我们想要的人生吗？所以，我们不必过于在意走弯路，只要我们在不断地探索，只要我们在真正地生活，那么那些走过的弯路，也会成为我们的财富。胡适先生的那句“功不唐捐”，对于我们的人生，也是同样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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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如何平衡自己的科研和日常生活的？如何看待网络上传说的高校青年教师“007”（零点上班，零点休息，一周工作七天）的生活模式？您平常都会怎么放松身心呢？
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平时尽量抓紧时间做研究，但绝不克扣吃饭、睡觉的时间，这就是我对科研和日常生活的安排。我是一个瞌睡虫，每晚得睡七八个小时，中午还得睡一小时，不睡足了，脑袋里如一团浆糊，无法工作。在写博士论文最紧张的时候，我也只是减少了一点睡觉时间，而绝不熬通宵。当时我身边有不少同学经常熬夜，复旦光华楼27楼中心研究生教室的灯火彻夜不灭，成为一道风景，但我一次也没有参与过。所以“007”式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虽然很钦佩这样的好学精神，但并不赞成这样的做法。学术人生是一条比马拉松还要长得多的跑道，我们要善待自己的身体，不要让它过早透支，最好什么时候都不要透支。
我以前有看长篇小说、电视剧和电影的爱好。自从上了学术的“贼船”，长篇小说、电视剧很少看了，但对电影的爱好一直戒不掉。我虽然对学术阅读和学术研究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但偶尔也有焦躁、逆反的时候，觉得自己如老僧枯坐，面目可憎。这时候就得找点其他事来做，比如看电影，或者打乒乓球。等心情平复，就又可以重新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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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汉语史研究有何展望和期待？
这个问题，我得把“汉语史”置换成“汉字史”才能谈，并且还得限于“近代汉字史”。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展望，我在小文《“近代汉字学”刍议》（《近代汉字研究》第1辑，2018年）最后部分“近代汉字学展望”部分已经谈过，大家有兴趣话可以参看，这里不再重复。想补充的一点是：《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工作正在开展，《汉语大字典》第三版的修订工作也将要展开，这对于青年学者寻找研究选题，应该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两部辞书，是代表国家水平的最重要的两部大型汉语工具书，其修订工作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研究选题方面，我是主张自由探索、自主确定的。但如果我们的选题，能与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相结合，我们的研究能直接服务于国家文化战略，那不也是很好的事情吗？所以，我期待青年学者关注这两部辞书的修订，如果能从中找到好的选题从而开展自己的研究，那将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毕竟，对于文史专业而言，一般都认为是“无用”的研究，“学术报国”听起来似乎有些空洞；但这方面的研究，只要取得了真正的成绩，是真的可以“报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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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浙大汉语史研究中心”公众号）
